讀者投書：王順民（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報載為了因應於少子女化的人口發展危機，衛福部及勞動部於行政院會裡報告「建構安心懷孕友善生養環境」方案，對此，閣揆同意實施擴大不孕症試管嬰兒補助方案、增加產檢次數和項目以及放寬育嬰留停與調整工時彈性等三大政策，而此一應急性質的補救措施，是否能夠達到設置停損的消極作用，多少還是有待進一步的商榷、議論。
基本上，包括不孕症試管嬰兒補助方案、增加產檢次數和項目以及放寬育嬰留停與調整工時彈性，主要是鎖定有生育意願和強化教養能力而來的策進作為，但是，當前的人口發展困境，癥結點並不全然是在於難生和難養，而是在於晚婚、不婚、不生或少生，換言之，從過往給於名份的婚生子女，演進到不生的話幹嘛要結婚以及結婚又非得一定要生的認知基模，如此一來，推拉之間的相互糾結，這使得即使是覬覦上述的各項誘因條件，還是無法抵擋從不婚、不生、不養、不畏懼離婚和沒有願景的「四不一沒有」抑或是放棄戀愛、結婚、生子再加上人際關係及買房的「五拋世代」等如常的真實人生。
誠然，資料顯示：我國的總生育率趨勢，近10餘年都是徘徊在1.10至1.20間，2017年底的出生嬰兒數一舉降至20萬人以下，去年（2020年）的新生嬰兒人數也僅有16萬5429名嬰兒，倘若是再加上即將到來的生肖年效應及其大環境的結構性限制，那麼，越生越少的少子女化現象，這已經是一項不復返的變遷趨勢，如此一來，除了誘因條件的戰術運用外，理當是要在戰略層次上，嚴肅思考人口變遷之於量質俱變的因應對策，也就是說，如何從現行量不足的新生嬰兒身上，以窺見到國家機器的用心之所在，特別是目前加碼性質的福利增進，要如何回歸到基本權益保障的相關提問，換言之，層出不窮的優惠、示好措施，終究是要面對少子女現象所之於新住民化或是弱勢族群化的突兀情形及其應該要被社會性投資的積極差別待遇。冀此，在這裡的針砭思維理當是要拉高解決少子女化對策的關照視野，要從人口發展委員會之於跨部會或國家安全的角度出發，否則不斷湧現的誘因措施，還是無法吻合『婚—生—教—養—衛』、『願婚—樂生—能養』與『樂業—安居』的人性期待，而非只是侷限於『助圓夢、安心生、放心養』的大內宣話術。
總之，樂於看到國家機器對特定生育族群或新手父母家庭的看顧、守護，但是若只限縮於枝微末節般的福利措施，那麼少子女化的加惡情形，只會不斷擴大甚或是失控，畢竟從晚婚到難生抑或是中高齡新手父母，相與關聯的照顧成本或人身代價，國家機器既沒有全部買單的支付能力，更遑論於當前的生育模式已經是從適婚、晚婚演變到不婚以及從多生、少生、晚生進化到不生的失序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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